我们都知道，有的地方上网需要翻墙。大部分技术的发明或流行，都会受到社会条件及人的需求的影响。比如，电视虽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发明了，却在20世纪5、60年代才流行。互联网技术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出现，到了90年代才开始普及。

而且，互联网在不同国家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智利、苏联都曾进行过中央集权式的互联网项目；之前很难上网的古巴，也催生过一些“科学上网”的民间智慧。

这些例子都说明，媒介技术的发明与使用，与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是密不可分的。它们是如何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呢？今天的文章，从“社会决定论”入手。

1. 电视为什么在二战后才大规模普及？

关于媒介与社会关系的讨论，分为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技术决定论，也叫媒介决定论，另一种是社会决定论。

社会决定论强调媒介的发明、使用与影响，都是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的产物，是社会条件决定了媒介，而不是反过来。

那么，社会决定论怎么看待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呢？比如，社会决定论会怎么解释，电视的普及相较于它的发明来说，被推迟了？

电视是在二战前被发明出来的，而它之所以在当时没流行起来，当然，很重要的社会原因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人们无暇娱乐。不过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提出了另一个更复杂的解释。

威廉斯认为，电视等媒介技术不仅仅是个纯科技，同时还是一种文化形式，表现出了特定的社会秩序。

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社会成员先有了一个社会意图，然后他们会按照这一意图去寻找或者发明可能实现这一需求的技术。所以一定技术的出现与普及，是某个社会秩序的产物。

电视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但是在当时，由于社会还相对传统，流动性有限，中产阶级也没有成为社会的核心，所以对这个技术的社会意向和社会需求并不强烈。它只是被作为一个玩具和新奇的技术加以看待，资本也不会大量涌入这个产业。

但二战之后，威廉斯就观察到，现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他称之为“移动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sation）。

过去人们可以将固定的空间（比如自己的房子或领地）私有化，但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流动社会，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需求：人们既想保持自我的空间，同时又要移动。

在这一需求的驱动下，就出现了汽车这样的技术来满足这个需求。在汽车里，一方面你在公共空间，可以移动；一方面，当你关上车门，这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别人不能随便侵入。

广播和电视也是满足这种需求的技术。不论人移动到什么地方，只要收听广播或者电视，就实现了空间的私有化。

比如在今天的地铁上，有手机和耳机，就可以在公共空间里自行隔出一块属于自己的空间。

同时，你还可以与朋友在线聊天，听音乐、看视频、打游戏等等，它们都能把你从周围环境中抽离出来，在公共空间中，营造出私人的空间。这就是“移动的私有化”。

电视在西方的普及，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郊区化。

由于大城市空间有限，中产阶级纷纷搬到郊区生活，但是同时又想与城市与公共生活保持联系，于是电视就成为了中产阶级与社会建立联系、休闲娱乐的重要媒介。

50年代体现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想象的设计海报

总之，威廉斯认为，电子媒介技术背后的社会意向和需求，就是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需求。

在现代的社会体制下，为了进行社会控制，需要有一个简便有效的方式由权力中心向大众传播消息，因此广播和电视这类电子媒介就成为了理想的媒介。

或者说，是统治阶级控制社会的需要，文化环境、空间结构的变化与流动性的增加，使得电视技术本身成为了整个社会的需求。

资本看到这个机会，大举进入，将电视商业化，这使得这个媒介按照社会需要的方式迅速扩散。

这有点像电影刚发明的时候，开始只是作为一个玩具装点业余活动，直到电影被成功地资本化，发明了“电影院”这种观看方式之后，电影才真正成为一个普及性的媒介。

威廉斯的观点，使得他被看作是社会决定论的代表，尽管威廉斯自己一再强调，他不同意极端的社会决定论。

威廉斯对极端的社会决定论也保持警惕，他认为技术的使用仍有许多未知因素，并不是发明者和资本就可以完全决定技术的功能。技术也会产生很多意料之外的结果，这些结果会修正最初的技术使用的意向。

电视最初的社会意向虽然是进行社会控制，但是它却出乎意料地促进了青年亚文化和反叛文化的传播，比如电视新闻让青年看到了各地的反文化运动，MV促进了摇滚乐和流行音乐的传播等。

2. 互联网在智利

说起互联网，我们想到的是美国硅谷的发明家和企业家们的实践，也因此会反过来将当下互联网的发展路径作为一条必然之路，但是互联网也存在其他的可能性。比如智利的cybersyn项目和苏联的OGAS项目。

智利曾在20世纪70年代经历过一个社会主义改革时期。1971年，阿连德及其左翼联盟“人民团结”上台后，基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就希望改变原有的经济结构，建立一个真正的国有化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如何既实现民众的经济自由活动，同时又保持经济的统一管理，这是摆在阿连德政府面前的难题。

当时在阿连德政府中任职的一位年轻的工程师弗洛雷斯就建议，可以使用控制论来解决这一矛盾。于是他邀请了英国著名的控制论研究者斯塔福·比尔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新的系统来管理国家的经济。

如果有一天，一个国家突然来找你，说想用你的学术思想去管理一个国家，这个诱惑可能很少有学者抵挡得了。比尔答应了这个请求，全身心地投入到cybersyn系统的建设中。

“cybersyn”是一个新造的词，cyber来自控制论“cybernetics”，“syn”则来自“synergy”，协同。

这个技术系统的目标是收集全国的经济信息，然后制订出经济决策。同时通过这个系统，能够及时地收到这些决策的反馈，进行纠错，从而克服市场被私人所有所造成的那种自私的、短视的经济行为，从民众的和国家整体需求的角度，来统一分配资源、安排生产和进行劳动成果的分配、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

可以看到，cybersyn系统内嵌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政治需求。

但是，以1970年代智利的经济与科技水平，实现这样一个大型的软件和硬件系统的建设，难度非常大。当时智利全国只有50台计算机，大多还是过时机型，而当时美国拥有4.8万台计算机。

即便是这样的现实条件，因为阿连德政府强烈的政治需求，在从上至下的土法炼钢下，系统居然建成了。

从现有的照片上看，他们的中央控制室还带有当时好莱坞科幻片里宇宙飞船的风格。管理者只要通过这里的键盘操作，就可以实时看到国有企业的各项信息，并且进行任务的下达。这套系统当时还在处理智利卡车工人大罢工中发挥重要作用。

cybersyn系统的操作室

遗憾的是，不到一年，阿连德政府就被军事政变推翻，这个cybersyn工程也就无疾而终。

当然，比尔是个夸夸其谈、忽悠政府的学者，还是个实干家？cybersyn系统真能起作用，还是只是形象工程？它真能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还是一个中央集权用来监控社会的系统？

这些问题虽然有争议，但是智利cybersyn的历史还是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的另一种可能，并且这种可能是由政治干预带来的。

3. 互联网在苏联

早在智利的cybersyn项目之前，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的控制论专家们就在设计“全国自动化系统”（OGAS），它的任务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拯救整个计划经济。

和智利相比，苏联的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实力明显高许多。苏联是冷战期间在科技水平上唯一可以和美国抗衡的国家，拥有大量专业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

而且和美国相比，苏联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社会主义国家能集中力量办大事。

与阿连德时期的智利一样，苏联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国有经济体制，非常需要一个计算机网络，好实现中央政府集中地对构成计划经济的信息流进行联网、储存、传输、优化和管理。

1959年至1989年期间，数学家维克多·格卢什科夫在基辅（今乌克兰首都），领导了这个OGAS项目，而该项目还只是苏联几个类似项目中的一个。

苏联科学家们建设网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计算机网络来拯救后斯大林时代苏联的计划经济。

在他们看来，斯大林的最佳替代者根本不是人类，而是一种技术官僚的信念——计算机辅助治理术，它可以避免重蹈滥用强人政治的覆辙。

显然，这种社会主义集中管理信息的价值观，与美国硅谷的“开放、扁平和协作网络”的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

不管怎么样，OGAS的目标，就是要将连接数以万计的计算机中心，并实时管理和优化数十万工人、工厂经理、地区和国家管理人员之间的通信。OGAS是代表着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信息社会的乌托邦愿景。

然而很遗憾，在建立像互联网这样庞大的基础设施中，苏联政治体制既是优势，也是劣势。

苏联官僚体制中为了本机构的利益所产生的相互扯皮、相互拆台、无管制竞争，再加上集权体制下一些关键位置上的人的个人原因，最终导致了OGAS项目的失败。

4. 互联网的命运由何决定？

对比苏联与智利会发现，在智利的案例中，政治成为促进互联网技术的动力，但是在苏联的案例中，政治却成为了拉技术后腿的阻碍力量。

为什么没有硅谷的风险资本，没有先进的科技条件，仅凭着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在需求，智利就可以建立一个比美国还早的互联网呢？相反，为什么权力更集中的苏联没建成互联网呢？如果再将苏联和美国硅谷比，又会有新的问题。

众所周知，互联网的建立需要统一的协议和标准，首先要有一个集权式的中心进行协调才可以统一软硬件的标准，这照理说在社会主义国家最容易实现，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更需要一个像互联网的技术进行统一管理。

但是为什么最可能出现互联网的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没有发明互联网，反而是不同企业各行其事、一盘散沙的美国，实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办到的事？为什么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背景下会形成不同的样子？为什么资本家的行为更像社会主义者？

《社交网络》

关于这些问题，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在他的《数字资本主义》中提出了一个解释，他认为，互联网在美国的发明与普及，不仅仅是技术逻辑的产物，同时也是政治经济的产物。

席勒认为，美国电信网络的发展的动力在于美国的工商企业要提高生产效率与管理效率，他们要扩大生产规模。

在他们的游说之下，美国政府1996年的新电信法案开始解除管制，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为互联网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环境。美国政府还制订了“交叉补贴”的政策，也就是向普通电话用户收取高额费用，来补贴新兴的网络产业。

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的发展与扩张，同时也是美国大公司海外扩张需求的反映。只有建立起全球的互联网络，实现低成本的、即时的通讯，跨国公司才能够达到效率的最大化，在全球范围内降低资源配置与管理的成本。

而且在美国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同时，还将互联网与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带到其他国家，有时候还强迫对方接受，这进一步为大企业的扩张扫清道路。

席勒认为，互联网产生于美国并且在美国繁荣发展，也不是单纯是美国的先进技术所决定的，而是和它背后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密不可分，尤其和资本扩张的需求密不可分。

互联网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中，扮演的是信息润滑剂的作用，目的是为了保证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转得更加顺畅。

而且我们还会注意到，美国互联网的雏形ARPA网，最早是美国国防部下属研究机构发起的。虽然它的作用不是直接用于军事，但是这也显示出战争对于新技术的积极开发与使用。其实我们今天使用的很多技术，最早都是在战争中发明的，比如手机、电报。

当然，除了宏观的政治经济因素外，文化的因素也影响着互联网的发明。

除了席勒所说的替资本扩张提供方便外，初期的互联网还有自由、平等、分享、去中心化等特质，而这些都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的嬉皮士文化的核心精神。

硅谷专家弗雷德·特纳研究了美国互联网诞生的文化与观念史，就发现围绕着斯图尔特·布兰德及其创办的《全球概览》、全球电子连线和《连线》杂志，从20世纪60年代起，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凯文·凯利、霍华德·莱茵戈德、戴森、巴罗等反主流文化的西海岸嬉皮士就形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

斯图尔特·布兰德《全球概览》

他们用控制论、麦克卢汉等作为理论武装，将来自于电子通信技术、生态学、嬉皮士、主流消费文化、创业者等不同领域的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数字媒体新技术与新经济的氛围与浪潮。

而且早在互联网普及之前，这种新兴的数字网络文化已经被技术与商业精英所接受，这就促成了发明家们和创业者们积极地投入到互联网的研发与创新之中。

尾声.这个世界上没有“互联网”

关于互联网的使用，最后还想提一下古巴的案例。

古巴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基础设施的问题，上网非常贵。同时古巴政府为了保持“真相”，还进行了一些操作。这使上网的投入产出比更小，又贵又看不到什么东西。古巴网民也有民间智慧，他们发明了用移动硬盘上网的技术。

简单来说，就是每周去信息贩子那里，花钱拷一个T的硬盘。硬盘里的内容每周更新，从电影、音乐、国内外期刊杂志到各种应用软件，应有尽有，而且还有一个像中国58同城一样的分类广告网站——Revolico的完整镜像，同时还有其他主要西班牙语网站的全网截图内容。

换句话说，这个被称为“每周包裹”（El Paquete Semanal，简称 El Paquete）的硬盘基本上就是对人类互联网的定制化复刻，让人可以实现不用流量、不用上网也能使用互联网。

这种上网智慧，并不令人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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